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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文字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古文字的產生與流變，閃耀著中華民族的智慧之光，照亮了中華文明的發展方向，也傳承著中華文明的基因血脈。

古文字通常指秦代小篆以前的文字，也可以包括漢代以后的傳抄古文字和仿制古文字。古文字的起源可以從個體符號來源和文字系統形成兩個方面說。晚商殷墟甲骨文被看作成熟的文字系統，代表殷商時期的成熟文明，這已成為共識。

個體字符的起源針對自源文字而言，他源文字往往是成批地借用或改造，不存在一個一個單獨起源的問題。自源文字符號的誕生不宜使用語言標準來判斷，因為起源階段的單個符號是否表達了語言單位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。

其實，一個符號或一批符號只要具備下列要件，就可以稱為文字：一是符號具有抽象表意功能，能夠表示某類事物或某種概念；二是符號構造有理可說，能夠類推；三是符號使用不受時空限制，能夠反復出現在不同場合。這樣的文字符號應該是社會發展到事務繁多需要突破時空記錄事件、不同語言族群之間交流增多需要非語言溝通時才會產生。

文字的產生除了社會需要，還有賴于人類智能的提升。人們必須具備抽象思維能力，具備辨別不同事物的能力，具備利用載體和工具的能力，具備將實物轉化為符號的能力，具備使用符號表達意指的能力，才有可能創造文字。所以文字的產生，既讓人類找到了表現自我的最佳方式，也是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重要標志。中華古文字的起源標志著中華文明的成熟。

古文字的構造傳承先民智慧和時代文化。漢字的形體構造無論是根據客觀事物共象描摹出原生形體，還是根據已有形體所負載的語言音義孳生新的形體，都固化了先祖對客觀世界和人類社會的認知。通過對古文字形體結構的理據分析，我們可以推知古人創制漢字的過程及其蘊涵的思想智慧和時代文化。在古文字的構造中，先民的特征意識、象征意識、數量意識、方位意識、時間意識、類別意識、正變意識、關聯意識等，時可體悟，深刻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習慣；古代社會的生活狀況、物件器具、行業事項、禮俗制度、歷史遺跡、科技文化、人事活動、自然環境等，也時有顯露，學習和分析古文字可以了解古代歷史，傳承古代文化。

古文字的使用傳承文獻典籍和民族精神。古文字形成系統后，可以用來記錄語言，產生各種文獻。已經發現的古文字文獻有殷墟甲骨文、周原甲骨文、西周金文、春秋金文、戰國簡牘、先秦璽印、侯馬和溫縣盟書、秦漢簡帛和碑刻等。這些文獻大都是通過考古發掘重現于世的，一般統稱為“出土文獻”。通過對出土文獻的解讀，可以更全面系統地再現古代歷史文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出土文獻奠定了漢語漢字的基本體系和使用規則，奠定了各類文體和文學形式，并將文獻內容通過經典傳承、科舉考試、字典規范等培育出民族精神，影響著國家行政和社會治理。先秦古文字文獻，經秦漢魏晉至唐宋明清，由漢代《七略》到清代《四庫全書》，形成浩瀚的中華古籍文獻寶庫，歷代傳承。經典文獻是中華文明和民族精神的主要載體，而古文字材料是經典文獻的根脈，文獻的正本清源離不開古文字。

古文字的演變順應社會變革和文明進程。古文字并非一成不變，而是與時俱進的，發展到漢代隸書，就進入了今文字階段。通常把由古文字演變為今文字的過程叫作“隸變”。隸變首先表現為書體及結構的簡易化。古文字的形體結構注重理據，比較復雜，書寫工具和載體又比較原始，所以書寫難度大。隨著社會發展和文字使用的廣泛頻繁，字符的原始理據逐漸淡化或被改造，形體逐漸由線條和實塊演變為筆畫，總體上更便于書寫。簡便的書寫大大提高了文字使用效率，也提高了工作效率，促進了社會發展。在漢字書寫的演變過程中，人們還超越實用記錄功能，追求裝飾性美感和藝術性享受，產生了美術字體和書法藝術。隸變也不限于字體字形，還涉及漢字使用的規范和字詞關系的調整。秦代“書同文”不僅類化了漢字的書寫體式，更規范了字詞的用法，減少了文獻歧義的產生，有利于政令統一和文化推廣，從而提升了社會的文明程度。

正是因為古文字的文化傳承價值，中宣部、教育部、國家語委等八部門聯合開展了“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”，意在通過對古文字的全面研究，促進中華文明的傳承發展。如何將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推廣應用，發揮古文字傳承古文明的實際效能，是古文字工程需要完成的任務之一。要通過各種方式，讓人們接觸古文字，了解古文字，應用古文字，傳承古文字。

（作者：李運富，系鄭州大學漢字文明中心主任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