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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勤靡余勞，心有常閑”出自陶淵明的《自祭文》，意譯“勤靡余勞”是一輩子勤勤懇懇，不遺余力。“心有常閑”卻與“勤靡余勞”相對，意思是心靈保持悠閑。梁啟超在《陶淵明之文藝及其品格》一文中將“勤靡余勞，心有常閑。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十六個字作為陶淵明“人格的總贊”，是對陶淵明精神特征的總體概括，這是很得要領的論斷。

這兩句話為什么能作為陶淵明“人格的總贊”呢？從其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關系的角度思考，關鍵是其精義與《周易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“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血脈貫通。據高亨《周易大傳今注》，“天行健”的“行”有兩解，一是用作動詞，有運行之義，一是名詞，指道，且以“道”解為長。因此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”是指上天運行遵循大道，剛健不已，君子也應效法上天自強不息；“地勢坤”的“坤”是順之意，順什么呢？順天順道，因此“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”是指地順承天道，君子應效法地，厚德載物，兼容并包。如此，“勤靡余勞”就是陶淵明化的“自強不息”，“心有常閑”就是陶淵明化的“厚德載物”。“心有常閑”不是指簡單的閑逸，這種閑逸應是在“厚德載物”基礎上的，也就是說一個人只有像地一樣敞開自己的胸懷，容納萬物，與萬物融為一體，這時遇到事情才不會為其堵塞抑郁，能從各種負面的情緒擺脫出來，從而保持“心有余閑”。所以，陶淵明的“勤靡余勞”“心有常閑”和《周易》中的“自強不息”“厚德載物”是息息相通，血脈相承的。

我們對陶淵明一般的理解是他很飄逸，但是我們仔細閱讀陶詩，會發現他的生活是沉重的，“勤靡余勞”“自強不息”是他人生的一個底色。陶淵明的《歸園田居》其三云：“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晨興理荒穢，帶月荷鋤歸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。衣沾不足惜，但使愿無違。”這首詩被認為是一首寫得很飄逸和平淡的田園詩，人們把審美眼光更多地集中在“帶月荷鋤歸”一句中，鋤完地回家，把月亮帶回家，月亮走我也走，這是多么飄逸和美麗的生活，但是我們也不可忽視了“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”和“晨興理荒穢”，陶淵明晚年歸田后還有五個男孩子需要撫養，如果不去種地——他又不愿意為五斗米折腰，他從哪兒去獲得錢財養家糊口呢？所以說他必須去種地，因此41歲歸隱后，他有22年的躬耕生活。作為一個養家糊口的父親，發現地荒了當然會焦慮，一大早就去鋤地，勤勤懇懇地勞作一天，肯定很疲累，但也化解了焦慮，心靈暫時得以安頓，這時候才能有一種“帶月荷鋤歸”的感覺。因此沈德潛《古詩源》卷九評陶《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》說：“《移居》詩曰：‘衣食終須紀，力耕不吾欺。’此云：‘人生歸有道，衣食固其端。’又云‘貧居依稼穡’，自勉勉人，每在耕稼，陶公異于晉人如此。”從內心接納辛勤勞作是陶淵明超越同時代貴族之處。

陶淵明的“勤靡余勞”為其詩歌的平淡飄逸打上底色，但這不是全部的陶淵明，陶淵明身上還有另一種精神：“心有常閑”“靈府長獨閑”。這種精神是魏晉風流留給他的印記，也受到他親近敬愛之人的影響，比如他的外祖父孟嘉。陶侃、孟嘉、陶淵明三人都能喝酒，但喜歡有深淺，作風有不同。史稱“（陶）侃每飲酒有定限，常歡有余而限已竭，（殷）浩等勸更少進，侃凄懷良久曰：‘年少曾有酒失，亡親見約，故不敢逾。’”陶侃把喝酒的量嚴格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內。孟嘉喝酒的態度則是“好酣飲，逾多不亂，至于任懷得意，融然遠寄，旁若無人”，“逾”有過量之義，陶侃“不敢逾”，孟嘉則“逾多不亂”，不因此違法亂紀，而是神情悠遠，旁若無人，與天地融為一體。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“性嗜酒，……或置酒而招之；造飲輒盡，期在必醉。既醉而退，曾不吝情去留”。以五柳先生自比的陶淵明在喝完酒后的率性態度與孟嘉更近，反而與陶侃遠，這正是不為俗羈、“心有常閑”的體現。陶淵明通過飲酒、借助酒的作用融化世間不平之事，厚德載物，胸懷曠達，達到一種超越的境界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陶淵明的心有常閑是厚德載物、自強不息、勤靡余勞基礎上的超越精神，是立足于現實生活的閑逸。陶詩的閑逸與孟浩然《過故人莊》到朋友家里過一個重陽節休閑不同，其原因就在這里。

“自強不息”“厚德載物”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義，但是它們仍不是中國傳統文化精義中最高的境界。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？最高的境界當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也就是我們在解讀《周易》的“自強不息”“厚德載物”時，都往往容易忽視的前面六個字“天行健”“地勢坤”。“自強不息”與“厚德載物”是有根本、有依據的，它的根本和依據是天、地、自然，“天人合一”的“天”也代指自然，它類似用西方的話語所解釋的人類面對的客體，但是中國古人理解的“天”不單單是一個客體，而是應該敬畏和效仿的最高存在，與人的精神是合一的。在陶淵明，這個合一的境界就是“樂天委分，以至百年”，修身俟命，委運乘化，順應自然以至于“托體同山阿”。

有了以上對陶淵明精神的理解，我們再來讀他的《飲酒》其五“結廬在人境”，會發現它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義的個性化傳達。

正是有了“心有常閑”這樣一種心境，陶淵明才能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詩、發現美，感受“采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”情景交融的意境，體會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。在這個境界里，人生的各種煩惱、矛盾便像“厚德載物”一樣容納在他的胸懷之中，整個身心處在自由、自然、和諧之中。這種境界的獲得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經過了艱難的自強不息和勤靡余勞的努力。此一底色在他這首最飄逸的詩里也隱約存在。這就是“結廬在人境”的“結”，什么是“結”？“結”就像蜘蛛織網一樣，非常辛勤地去勞動，“結”可以看作一種勞動，你住的房子要去“結”，要去建造，而不應一伸手就輕而易舉地得到，甚至通過不正當的手段去占有。陶淵明建造的房屋不單單是一個房屋，在“結”的同時，他帶著自己的情感體驗和理想憧憬。這里的“結”實際上就是“勤靡余勞”、自強不息在詩中留下的一個動作性符號。它是這首詩能夠進入情景交融、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前提，沒有這個前提，詩境會像飄浮在天上的氣球，失去了拿在手里的線繩，會破裂的。另外，要注意陶詩當中有煙火氣息，那便是“人境”，“人境”這兩個字也非常重要，他“結廬”為什么要結在“人境”，這也是“勤靡余勞”的底色。中國傳統主流文化理想的境界不在天上，不在未來，就在人間，就在當下，最幸福的生活就是人間的幸福。所以，《桃花源記》描繪的幸福生活有勞作，有人間煙火氣息。這桃源的“往來種作”就是“結廬在人境”中的“結”，“設酒殺雞作食”就是“結廬在人境”的“人境”。所以說，“結”和“人境”在此處奠定了這首詩的根基，它的文化基因就在于“勤靡余勞”、自強不息，因為你只有將這些筑穩了，你的心才能穩穩當當地“閑”，沒有外在、外物束縛的真正的“閑”。反之，總擔心哪一天會東窗事發，如何像陶淵明一樣住得很安穩自在？

是“人境”就會有艱難、苦惱，除了腳踏實地的努力，陶淵明用“心遠地自偏”去付出心靈的努力，即與世俗社會當中不符合真善美的事務保持一定的距離。“心遠”不僅是物理距離的遠，更重要的是心靈距離的遠，這就相當于在審美上為自己的心靈有意識地創造了一個存活的空間。只有這樣，覺醒了的人，解放了的人，才是一個審美的主體，以這樣一個審美的主體去觀賞外物，你聽到的、看到的便不會是“車馬喧”，而是“東籬”“南山”“山氣”“飛鳥”，于是，情景交融、天人合一的境界就可以達到了。所以這首詩的最后，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”實際上是已經從這個境界中走出來，為了更好地烘托進入天人合一境界的感受而作的結尾。

中國傳統文化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，真正以詩歌這樣一種形式、用心靈去感悟到這樣一種境界的人是陶淵明，也就是說中國詩歌之所以有天人合一這樣一種境界、意境，中國詩歌真正能建立起個性化的詩歌意境，是從陶淵明開始的。

（作者：李劍鋒，系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）